中山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萬毓澤：
參與式預算，補強代議政治的不足
2015年是台灣地方政府開始實行參與式預算的元年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台中市、高雄市，都陸續展開參與式預算推動計劃，希望能將民眾納入地方政府審議預算的決策過程。參與式預算能否成功，除了政府有意願推動、願意提供民眾參與預算決議的空間之外，公民力量是否願意支持也很重要。
雖然目前台灣各地方政府施行的範圍很小、牽涉的業務範疇也不夠廣，實驗性質居多，相較於許多已經執行參與式預算多年的城市，確實還不夠成熟，但無論如何，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。
參與式預算的起源，不在歐洲、北美，而在拉丁美洲。巴西愉港（Porto Alegre）是這一切的發源地，1989年左派的工人黨執政後，為了改善前朝政府貪腐的弊病，開始實行這項實驗：由民眾參與政府預算審議。實驗結果出奇的好，成功讓原本大多數落入中產階級的政府預算，轉移至公共福利應用。
巴西的開創性實驗，也開始擴散到其他國家，迄今為止，全球有2000個左右的地方政府實施參與式預算，而身為參與式預算領頭羊的愉港，也吸引了許多遊客、學者前往取經，圍觀市民審議政府預算的場景。
雖然慢了許多年，台灣地方政府也終於在2015年開始實行參與式預算，其中包括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台中市與高雄市政府。中山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萬毓澤，已經研究參與式預算10年左右，自然也是各地方政府在推動參與式預算時的重要諮詢對象。
讓人民實際觸碰資源分配問題
要怎麼樣才算是真正落實參與式預算？事實上，全球各個城市在實行參與式預算時，往往有不同的做法，無論是程序、機制，或者是開放參與的預算種類，決定的是預算金額、比例還是順序，都沒有準則可言。
萬毓澤強調，參與式預算是廣泛的理念，沒有SOP，只要把市民納進預算審議的過程，都可以算是參與式預算理念的實現，「重要的是這個過程中有沒有捲動民間的力量？執行政策以後，政府有沒有真正回應到民間需求？而不是從程序面去檢視它。」
萬毓澤認為，參與式預算能夠強化過去民主體制沒有做到的事情。首先，參與式預算本身就把民眾參與當作核心精神，不過過去的政府其實也施行過公民會議，所以這個意義算不上特別；真正重要的是第二點，參與式預算會實際觸碰到資源分配、涉及預算編制問題，過去的公民會議，討論的往往是抽象價值的辯論，例如代理孕母的適法性。參與式預算卻不同，它很實際。
許多人會質疑參與式預算雖然實現了直接民主這件事，另一方面會不會削弱代議制度？萬毓澤指出，其實它反而是補強了代議政治的不足，「我們目前的代議制度經常是跟民意脫節的，這是一個惡性循環，假如你能夠在政策制定過程當中，引進民眾意見，反而能補強代議政治。」
他解釋，議員可能會覺得審議預算是職責所在，若實行參與式預算會被剝奪職權，其實不然，民眾與政府審議過後的預算分配，其實還是要進到議會再審議，換句話說，民間並沒有挑戰議員監督預算的職權；另一方面，由於送進議會的預算提案是來自民間的心血結晶，議員必須更加嚴陣以待。萬毓澤笑說，如此一來，反而是讓議員必須更用功地了解預算分配、強化他們審議預算的專業能力，而不是胡亂質詢一通。
公民力量是成功關鍵
萬毓澤指出，參與式預算實行過程中最大的瓶頸在於，如果公民社會力量沒有跟上來、沒有市民願意配合，那會變成很大的問題，參與式預算就只會淪為政府官員的口號，一切像是「玩假的」。
對於台灣人來說，參與式預算的概念還很陌生，民眾往往不知道自己手中握有這些權利，政府初期在推動過程中要花費較多心力，如果未來能做到像巴西那樣，讓民眾覺得參與預算決策，就像投票選立委、總統那樣理所當然，應是最理想的狀態。
萬毓澤建議，一開始推動參與式預算時，政府釋出的預算金額不用高，可以限縮在一定的金額、業務範圍內，先將重點擺在捲動民間能量，穩定之後再擴大業務範圍、提高預算金額，就會形成比較健康的參與式預算制度。
另一方面，能否延續參與式預算理念，而不只是放一次絢爛的煙火、一次漂亮的政績口號，也攸關著這項制度能否走得長久？
「不是只推一次就算了，至少要累積三到五年的經驗，才能把經驗轉化成修改制度的方向。」萬毓澤說，為了避免首長換人後，這項政策就戛然而止，因此民間力量在初期就要盡快進場，形成一股民氣，讓民眾習慣這樣的文化，即使下一任執政者不認同，也不得不繼續延續。就像巴西即使換了保守黨派執政，至今還是維繫著參與式預算制度。
此外，萬毓澤也強調，參與式預算只是公民參政的管道之一，並非民主體制的救世主，也不能取代傳統的公民參與機制，例如公聽會等，它仍然必須與其他機制環環相扣、互相搭配。
最重要的是，當政府真的願意把部份權利交到人民手上時，我們願意接手嗎？還是會覺得少沾事，免得惹了一身腥？或是認為自己力量渺小且無知，消極以對？或許我們手中握有的，超乎你我的想像，而不僅僅是四年一次的選票、蓋上一塊章，如此簡單而已。
桃園市議員王浩宇：
誰說鍵盤治國只是一種神話？
從「我是中壢人」團長開始，王浩宇在地方上衝出一定知名度，挾著這股民氣，他去年當選全台灣最年輕的市議員，堪稱是如今年輕世代用「鍵盤治國」的最佳典範之一。
「鍵盤柯南」、「鍵盤法官」這些詞彙，往往反諷出一種心態：有了網路後，我們看似無所不能，其實卻是只能隱身在網路之後，什麼都不能。但我們真的什麼都不能嗎？網路提供了開放、透明、參與的空間，阿拉伯之春、茉莉花革命、太陽花學運都在在展示人民如何運用網路資源串連，產生莫大的影響力，或許，「鍵盤治國」並非神話？
2014年11月29日，一場讓執政黨大崩盤的選舉，不僅是太陽花學運後民氣的延續，也出現了多位年輕世代的議員當選地方代表。身為坐擁30萬粉絲的「我是中壢人」團長王浩宇，不僅是那場大選中最年輕的當選議員，也為綠黨搶下一席珍貴的議員席次。
王浩宇長期透過我是中壢人關心桃園地方公共事務，將「鍵盤治中壢」這件事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只要粉絲團一發文，警察就會主動協助處理，最高峰時，一星期至少會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一則關於我是中壢人的新聞。
「過去媒體都被掌握在政黨手裡，第三勢力被邊緣化，現在網友越來越聰明，會透過網路接觸正確資訊，網路多元的屬性，讓它不容易被直接操控，影響範圍可以從年輕世代一路往上。」王浩宇說。
其實，網路的力量，王浩宇在2006年時就體會過了。當時他才高一，就推動了「反髮禁連署運動」，在那個還沒有Facebook的年代，他用雅虎奇摩家族串連11萬國高中生連署，總計有2000個學生包圍教育部，最後成功讓教育部廢除髮禁。這是他第一次見識到網路的力量，後來的學業、工作，也都跟網路行銷脫不了關係。
說起來，無論是他的崛起，或者是我是中壢人的成功，都算是一種網路行銷的經典案例。確實，他會成立我是中壢人粉絲團，也是為了一項廣告系的課堂作業，經營一段時間，便形成一種使命感，學期結束了，他也持續經營至今，還聘僱了專職團長，每天負責採訪、拍照、服務弱勢團體，舉凡找寵物、小孩走失、夫妻吵架、自殺、食物被偷、樓下賭博太吵、道路坑洞等瑣事，都在我是中壢人的調解範圍。
不過，他也強調，網路只是工具，人才是重點。「開放政府之後，重點是能不能真的去關心？公民覺醒到底有多少？或許也就是兩成三成而已。」王浩宇認為，雖然網路工具是讓我們接觸資訊更方便，但其實很多人在網路上看到政治相關的內容就會直接忽略，說到底，公民願不願意主動對政治付出關心，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
透過我是中壢人，王浩宇奠基了在地方上的影響力，進而有機會進到市議會影響政治。他的崛起打破了一種迷思：有錢、有權才能「玩」政治？不，網路讓這些門檻都降低，透過網路，你也能關心政治、參與政治、影響政治。所以，誰說鍵盤治國只能是一種神話呢？
台北市公參組召集人呂家華：
審議民主不該是政府轉型的特效藥
有效的公民參政，最需要的是政府機關長期的支持與承諾，同時也需要培養公民、利害相關群體（stakeholders）與政府共同決策的能力和政治素養，避免讓審議民主的理念淪為工具與形式化的操作，成為包裹著糖衣實則空虛無效的短期興奮劑。
在太陽花學運時，一群學者與公民團體發起「街頭審議」運動，霎時間，公民審服貿、人民議會與草根論壇等活動沸沸揚揚地開展；而審議民主、開放政府等思潮之後就彷彿是顆能解救代議制度失靈的特效藥，各方政治力量紛紛高舉旗幟。長期推動審議民主、同時也是太陽花學運街頭審議參與者之一的呂家華，也因而有了更多機會能貼近各級政府和公民團體，見證這些轉變。
呂家華直言，「政府不能一味地說要開放、要推動公民參與，這還牽涉到你有沒有心力去切除冗工？新的執政黨願不願意持續？有沒有考慮過下一階段怎麼推動、轉化？思考過如何盤點各個系統的環節嗎？不然接下來是很難走下去的。」她長期在政府、利害相關群體與公民團體之間協助不同介面的串接與溝通，以中介者的角色參與這些變革，更看到了在這些漂亮口號下，不得不正視的困境。
呂家華認為，近年公民審議與開放資料技術的引進，確實產生一定程度的效果，但卻相對缺乏整體的治理架構與藍圖，也就容易出現先衝量、不顧品質的狀況；或政府部會僅透過委託計畫，外包給民間或學術單位去執行，而失去了思考整體策略、交叉整合的能力。
因此，治理者在推動公民參政乃至於對新政治的想像時，不能再只是提出漂亮口號或是用看似創新的模式打天下、談改革理想，而是要破舊立新，也就是拋棄陳舊的推動形式與邏輯，同時也要正面處理機關內部的系統問題。
呂家華進一步解釋，台灣下一個階段的參與式治理、開放政府，政治人物除了要使用加法的思維，把公民參與、利害關係人的程序正義、審議民主理念納入治理架構以外，更要重新盤點既有行政系統的冗工，用減法的方式減少行政系統的負擔，才能在現有的人力編制下，超越表面的形式操作，達到有實質影響力的執行結果。
此外，政府與公民的政治素養，也是政府轉型過程中的關鍵因素。呂家華指出，無論是小至個人的行動單位，或是舉凡以各種團體形式存在的營利事業、非營利組織，甚至是政府本身，都需要具備歸納、聚焦與釐清差異的能力，以及強化如何共同做出決策的素養，「從各別公民的培力（empowerment），到各個群體、系統的決策模式設計與規劃，甚至調整彼此的議程設定，都會是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挑戰。」她期許著。